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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事评论

眼看妻子遭毒打强奸的丈夫为何未敢做声?

发布时间:2011-11-08 19:23:52     阅读:269 举报

   今年10月23日,发生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令人发指的一幕,恐怕只有在描写日伪时期的影视剧中才能看到,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,只有当时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来:联防队员杨喜利浑身酒气,手持钢管警棍,带着两名壮汉闯进外来打工者杨武住所嚷着:“老子要弄死你们!”,并让两名壮汉在门外把风,对杨武的妻子王娟实施毒打和强奸。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受害者丈夫杨武的眼皮底下。
  人们在愤怒谴责这名联防队员禽兽不如的暴行的同时,对这位丈夫的软弱唏嘘不已,甚至连警方都认为“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,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。”对此,笔者不禁想问:在看《动物世界》的时候,小羊羔被狼吃了,谁会责怪母羊的无能?面对绝对强势,忍让和退却可能就是弱势群体得以生存的唯一选择。
  也许有人会说,这起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,不是发生在《动物世界》里,这是一个文明社会,遇到伤害,即使无力抗争,也可以报警啊!那么,受害人的丈夫为何不报警呢?原因很简单,施暴者本身就是联防队员,他明确告示:“你们报警都没用,我是联防队员,跟警察都是哥们!”如果报了警,来的还是凶手的哥们,这还能怪这位可怜的男人迟迟没有报警么?更何况,“杨武一度以为,这次会和以往一样,被打几下,被砸些东西,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。”如此看来,至少在这块地方,和《动物世界》没什么两样,弱肉强食已成常态。既然这样,谁还忍心责怪这个男人的软弱?
  诚然,哪怕在高度文明社会,也会有禽兽不如的不法分子,社会也因有保护公民利益不受侵犯的国家机器而继续文明着。但当这些本身应该保护人民的治安人员,变成侵害人们利益的凶手时,社会秩序就彻底被颠覆了。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,这名与禽兽无异的联防队员,并不是隐藏在治安队伍中的不法分子,而是公开的不法之徒。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称,“杨喜利在治安办当联防队员已有几年时间,平时还算正常。但一喝酒以后,就会胡乱发酒疯,打人骂人,他们也教育过他多次。杨喜利为此也写过很多次检讨和保证书,但又屡教不改,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。”好一个“无可奈何”,让一个胡乱发酒疯、打人骂人、屡教不改的暴徒管理社会治安,其辖区百姓的安危就可想而知了,这起暴力事件难道还属于意外?
  笔者在这里无须分析这起案件的严重性,因为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已经十分清楚,已经在“划清界限”了。钟思贤认为,“杨喜利作奸犯科,严重败坏了联防队的声誉,他认为很丢脸。但是他是临聘人员,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,他殴打强奸别人,这属于个人行为,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在事发前几天,就因为他喝酒,对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决定。只是一直找不到他人,他的制服和警棍、钢管等也没有收回来,他本人也没有签收这纸解聘通知。”这也太淡定了吧?难道因为是“临聘人员”,因为作案“不在上班时间”和那张子虚乌有的“解聘书”,就能让这起恶性案件变成普通的刑事案件?难道就能消除人们对执法犯法的恐惧?在一个和平建设年代,会出现妻子遭毒打强奸,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新闻,不仅骇人听闻,更让人匪夷所思。这根本不是这位丈夫的软弱,而是暴露了弱势群体在一个无序社会中的不堪境地。如果还要责怪这个受害者的丈夫无能的话,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所谓的法制社会中,依靠自身力量的抵抗,才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,那么,是不是该修改一下现行法律?让“我想拿刀冲进去,劈死这个畜生!”的杨武,解除“如果我杀人坐牢了,他们可怎么办?我不能家破人亡啊”的后顾之忧?执法犯法已经成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,类似的事件我们还见得少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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